那个曾经愤怒的罗大佑,也许我们一直误会了他-虎嗅网

本文来自:叉烧往事(ID:chashaows),作者:宅少,头图来自视觉中国

讲罗大佑之前,先讲一段往事:

曾有一对台湾情侣在南非旅行,碰到一位出租车司机,路上一直哼着一首歌。他对情侣说:“这是我妈妈生前最爱的歌。1993年,我和妈妈在刚果的一家中国餐厅里听到这首歌。妈妈非常喜欢,餐馆老板就送了她一盘磁带。”

不久后,母亲去世,磁带不翼而飞。每当思念母亲时,非洲司机都会想起这首歌。为此,他特意跑回刚果去寻找那家中国餐厅,不想餐厅早就倒闭了。后来,每当遇到中国人,他就会问他们:“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?”可惜,他找了很多年,没有一个人能给他答案。

最后,台湾情侣告诉他:“这首歌叫做《恋曲1990》,写这首歌的人,名叫罗大佑。他写的是一个男人思念一个女人,想念那个女人乌溜溜的黑眼珠和甜美的笑容。”

听到这里,非洲司机喜极而泣,一面说着“那个漂亮女人一定就是我妈妈”,一面伴随着音乐哼唱,唱着唱着便掩面痛哭。

早在2000年,罗大佑曾到上海开过一场演唱会。无数来自北京的文艺青年,包了一节火车车厢直奔上海,只为见他一面。那些人里面,有做《晓说》的高晓松,有做《十三邀》的许知远,还有做《读库》的张立宪。高晓松曾回忆道:“演唱会结束后,上海整条街的酒吧,大家抱琴歌唱,一首又一首罗大佑,大家在那里怀念自己的青春,怀念那些热血沸腾的岁月。”

对此,曾有记者问罗大佑:“你不担心吗?上海演唱会,大家是为了怀旧而去的。可随着时间推移,70年代的人不再怀旧了,80年代的人又不够熟悉你,你怎么去面对这一切?”

我想,那个非洲司机已经替罗大佑给出了答案: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时代的节奏如何变幻,那些打动人的旋律,根植在人们心头的感动和激情,永远都不会消逝。

因为它们来自人类心底的共情,来自那些蜿蜒岁月里,时间和生命的对话。

而罗大佑,早已写下了太多这样的旋律…

1

1982年,28岁的罗大佑还在医院放射科做医生。一天,他收到台北市议员送来的一堆体检病历,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令他一生难忘,一个叫“陈水扁”,一个叫“谢长廷”。

那一年,罗大佑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。

因为专辑《之乎者也》的出版,罗大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瞩目。几乎一夜之间,他成为了台湾无数青年人崇拜的精神偶像。但此时此刻,罗大佑内心深处却遭受着巨大的煎熬。他不知道自己是该继续做一个医生,还是义无反顾地拥抱他一生最爱的音乐。

1954年,罗大佑出生在台北。父亲是医生,母亲是护士。尚未懂事的年纪,父亲就为他和哥哥姐姐安排好了未来的人生道路:从医。

父亲不但医术高明,还是一位音乐爱好者。在他看来,医生如此受人尊重的职业,应当具备很高的修养。于是乎,买了一架钢琴回家,逼着罗大佑弹琴。一枚硬币放在手背上,坐直了身板,一弹就是两三个小时。

母亲在旁边一边织毛衣一边监督,直至秒针走完规定的时间,罗大佑才能出去玩儿。

起初,罗大佑心里也是逆反。凭什么别的孩子可以在外面玩儿,自己却要闷在家里弹琴?时间久了,弹莫扎特、弹肖邦,这才一点点浸进去。罗大佑开始觉得音乐其实蛮有意思的。多年后他说:“要感激父亲那样逼我,那时他给了我许多东西,只是我当时并不明白。”

喜欢上音乐后,罗大佑参加了学校的鼓笛乐队。一次艺术节表演,他在舞台上打鼓,过了一个月,回家路上被其他年级的孩子认出来,那时候才觉得,哇,原来自己还挺出风头的。后来写作文《我的志愿》,每到一个新年级,老师就让写一次,罗大佑每一次都写的是:想去做音乐。

父亲看出苗头后,对此并不赞许。二战时,父亲曾被抓去南洋当车夫,国民党败退后,又在越南当军医,一生大半时光,受尽人间苦楚。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从事一份踏实、稳定的职业,不要再过颠簸的人生。当时在台湾,医生可谓是最受人尊崇收入最好的职业之一,他当然不希望罗大佑做什么音乐。

可自打接触到吉他后,罗大佑就疯狂爱上了这件乐器。不吃饭都要练习,练到最累的时候,可以抱着吉他在床上睡去。那时,父亲就常常提醒他:“我让你学音乐,不是让你痴迷,只是为了陶冶情操,你不要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精力,还是得老老实实念书学医,明白吗?”

罗大佑只能无奈地将吉他放到一边。

2

读完高中,罗大佑遵从了父亲的安排,考取了一所医学院。对于成绩,他自己并不满意,于是主动休学,准备考一所更好的学校。

休学那一年,他独居台北补习。结果学没怎么上,整天跟一群音乐爱好者混在一起,组了个名为“洛克斯”的乐队,白天排练,夜里跑去歌厅驻唱。一个月下来,可以赚4000新台币,然后饿着肚子拿来买乐器。

一年补习结束,罗大佑还是考入了同一所医学院,只好硬着头皮去读。那时的罗大佑,心底也有犹疑,知道玩儿音乐没有出路,对从医也不排斥,所以又想当医生,又想做音乐。学医的同时,他花了大量时间听外国歌曲,自己研究旋律。闲来无事,把余光中的《乡愁四韵》和徐志摩翻译的一首英文诗谱曲。

正巧,当初“洛克斯”的成员王振华在做副导演,听了他写的歌说:“你这么有才华,来帮我们的电影做配乐吧。”罗大佑问什么电影,王振华说:“《闪亮的日子》。”

罗大佑听了,不太敢答应。他从没发表过什么作品,也不知道自己写得如何,只说先尝试着写两首吧。回去捣鼓了两首曲子,导演一听,赞不绝口:“好了,别犹豫了,配乐由你来做!”

就这样,罗大佑写出了那首著名的《闪亮的日子》。歌曲由当时跟邓丽君齐名的刘文正演唱,一经问世,立即成为金曲。不过名声在外的是刘文正,没人关心写歌的是谁。

只有一个人,留意到了罗大佑。

那个人,就是张艾嘉。

在为《闪亮的日子》创作配乐时,罗大佑与女主角张艾嘉越走越近,互生情愫。对于罗的才华,张艾嘉无比赞赏。罗大佑的爱恋也是一时汹涌,为了向张艾嘉表达爱意,一下子送了她两首歌,一首《童年》一首《光阴的故事》。

尤其是《童年》这首歌,前前后后写了5年,毫不犹豫地送给了恋人。

可是,专辑发售后,人们记住了张艾嘉,记住了《童年》,却还是不知罗大佑。

这时,罗大佑已经在医院实习。那是他青年时代最苦闷的时光。此前,他觉得做医生也还不错,真进了医院,才发觉日子太枯燥了。每天抽血化验、搜集X光片、去别的科室会诊,还要帮病人开刀,最累的时候,一天下来只睡三四个小时,稍微不注意,就会被主治医生骂得狗血淋头。

在一个个直面生老病死的日子里,罗大佑只好再次凭借音乐开解自我。他一边读着塞林格的《麦田守望者》一边埋头写自己的歌。那时他尚且不知,自己即将在台湾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。

3

1980年2月28日,那是罗大佑毕生难忘的日子。当天他正在给一个受伤的小孩缝头皮,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孩忽然被送到医院。女孩是台湾政治运动“美丽岛事件”发起人的长女,和母亲一起遭遇了政治暗杀。

手术后留下了一根胸腔穿刺针,长尺许。当天是罗大佑当班,其他人离开后,他悄悄将穿刺针保存了起来。那根针,也刺痛了他的心。

80年代的台湾,政治空气极为紧张。各种民间运动、自由诉求喷薄而出,青年们的内心动荡不安。各种政治强压手段,令他们有着无处诉说的苦闷,人生充满幻灭。罗大佑正是其中一员。而和那些唱着甜腻情歌的民谣歌手不同,在写完《光阴的故事》后,长期在医院工作的他,看到社会种种现状,接触到台湾政治底层令人恐怖的逻辑,他开始审视整个台湾社会。

在做实习医生时,罗大佑创作完一系列作品,开始自己录制。为了让更多人听见这些作品,他委托日本同学把作品带到大阪编曲演奏,再寄回台湾自己配唱,为此花光了全部积蓄。但罗大佑知道,必须这么做不可。这些音乐是他对整个时代的思考,也是他表达内心的唯一途径。

拿着样带,他找了好几家唱片公司。人家一听,就觉得太古怪太小众了:“什么《之乎者也》啊,这么奇怪的歌谁会听?”

罗大佑没有放弃,最后找到了滚石。当时他心意已决,出完这张专辑,就放弃音乐,披上白大褂,一心一意做一名医生。

滚石老板说:“好吧,我不敢预估你这张专辑的命运,但我可以赌一把。”

结果专辑一出,全台湾为之震动。

在所有青年人甚至全社会都找不到情绪出口时,罗大佑用他的《之乎者也》为大家在晦暗的天空上打开了一扇窗户,让光流注进来。在一个情歌大行其道的社会,身穿黑衣、戴着墨镜的罗大佑犹如夜中闪电一般告诉人们,音乐是有力量的,它不仅可以表达情爱,还可以批判社会,可以关注文明的进程,关注历史的脉搏。

这张专辑有多牛,拿高晓松的话说:“罗大佑和崔健一样,都是不可逾越的,是他俩让我们明白了,流行音乐不仅可以谈小情小爱,还可以表达讥讽和愤怒,为人类文明的堕落拉响警报。这俩人把华语音乐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。”

确实,《之乎者也》里的那些旋律、那些歌词,可谓一骑绝尘。罗大佑用他极具文学化风格的表达,一句句拷问着现代人的神经。

在《之乎者也》里,罗大佑充满批判口吻问道:“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?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?”

在《鹿港小镇》里,他记录着繁华都市对年轻人的吞噬,表达他们身处现代文明的迷失:“台北不是我的家,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……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黄金天堂,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!”

紧接着,罗大佑一边做医生,一边顶着各方压力发行了《未来的主人翁》。这张专辑继续将台湾的自省风潮推向极致,当初原本已对社会无力对前途感到渺茫的年轻人突然为之一振,不少人开始参与社会运动。乐评人马世芳曾说:“回头看这几张作品掀起的社会效应,其规模之大、延续之久,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上除了罗大佑,似乎还没有任何人制造过。”

在歌曲《现象七十二变》里,他犀利地讥讽,说“有人在黑夜里枪杀歌手”,有人“每年都要吃掉一条高速公路”,说“高楼越盖越高,人情越来越薄”,说“彩色电视越来越花哨,能明辨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”。

最后,这首歌被写进了大学教材。

连罗大佑自己都没想到,自己的作品会引起如此巨大的震荡。无数青年在他的音乐中寻找失却的理想,重拾信念。《之乎者也》这张几乎胎死腹中的专辑,不但一时间狂销15万张,日后还被评选为台湾200强唱片第一位。

但罗大佑却笑不出来,一方面,他开始苦恼人生选择,到底是继续做医生,还是转行去做音乐人。另一方面,政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。

很快,麻烦就找上门来。

4

早在写《闪亮的日子》时,罗大佑就遭遇过歌词审查。歌中那句“我们曾经共同哭泣,也曾共同欢笑”,最终被改成“我们曾经欢笑,迈向成功之路”。因为当局觉得“哭泣对社会来讲太负面了”。罗大佑那时才明白:想获得机会演唱自己写的歌,必须字斟句酌,小心翼翼。

在写《之乎者也》和《未来的主人翁》时,父亲很是担心他的安危。有一次两人在楼道里碰头,父亲忽然说:“政治上你要小心一点。”

这时人们眼中的罗大佑,不仅是一个歌手,还是一个斗士。所以,在第三张充满温情的专辑《家》发行后,愤怒的青年开始指责他,说他失去了战斗的姿态。而当局又觉得他不够规矩,在歌曲审查上多有刁难,导致《家》的发行困难重重。两方面都对罗大佑表达了强烈不满。

加之当时感情破碎,前途渺茫,不知能不能再靠音乐为生,罗大佑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。就在这时,父亲赶到身边,按着他的手让他签字去美国:“放弃音乐吧,去美国考一个医生执照,老老实实生活,别再为难自己。”

1985年,罗大佑抵达美国,住在混杂着各色人种的纽约第七区。拍摄《英雄本色》的吴宇森跑去看他说:“你胆子也真够大的,这种地方我们都不敢下车,你却敢在这里生活。”

尽管远避台湾,罗大佑与政治还是藕断丝连。为了纪念台湾结束日本殖民统治40周年,他绞尽脑汁写了那首《明天会更好》。没想到却被当局利用,成了国民党的竞选歌曲,甚至连国民党参选口号都是“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”。很快就有人批判他变节讨好,罗大佑气了个半死。

在纽约那一年,他过得很平静。但对一个艺术家而言,在某种意义上,平静就是平庸的代名词而已。幸亏一年后,罗大佑去香港参加一个歌唱比赛,突然意识到一件事:1997年,香港要回归了,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一件事。

1987年,罗大佑在审视完自己的人生后,给父亲写了长达11页的信说:“感谢你们对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栽培。心里拔河拉扯14年,音乐终于赢了,我已经决定好这辈子不做医生,一辈子都做音乐,一辈子的主业都只有音乐。”

从此,在填写各种资料的职业一栏时,他再也没有填过“医生”。而是他最想成为的:作曲。

这一年,罗大佑来到香港,建立了“音乐工厂”。刚到香港,他就认识了林夕,对他说:“以你的才华,别教书了,跟我出来做事吧!”紧接着,罗大佑以电影为切口,迅速打开市场。从这天起,人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罗大佑,一个不愤怒但是充满了商业柔情的罗大佑。

经他之手所写的歌,几乎首首经典。

他为梅艳芳写《似是故人来》,哀怨凄婉,林夕词一填,立马惊艳香港乐坛。为《海上花》填词,他故意找了间可以看见海港的房子,一句“睡梦成真,转身浪影汹涌没红尘”,直通张爱玲的苍凉底蕴。为《阿郎的故事》写下《你的样子》,更是传唱数年。至于那曲《滚滚红尘》,一字一句泣血,无论是他的词还是林夕的词,都可以说是后无来者。

在写词这件事上,罗大佑真是天才,高出旁人不知几个段位。乐评人李皖曾说:“罗大佑罕有文字上无可挑剔的词,作为一个词作家,他缺少洗练文字的能力,往往语义纠缠重复,思维比较混沌。但恰恰是在混沌的思维里,罗大佑创造出了惟他独有的文字。伟大的词作,从来不是因为词句之功,而是文体创新,意境气韵独到,情绪、精神或思想卓越,道人所未道。”

在《晓说》里,高晓松就拿《光阴的故事》举过一个例子:

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,改变了一个人

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

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,改变了两个人

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

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,改变了我们

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

他说:“你看,罗大佑只改了几个字,从一个人到两个,从等待到流泪再到回忆,就把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勾勒得如此细密,这种独创的三段式表述,别人学都学不来。”

至于对意象和隐喻的运用,《亚细亚的孤儿》和《东方之珠》这两首歌,用最平实的字句表达出历史的沧桑,简直就是上帝抓着他的手写的。

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

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

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

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

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

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

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

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

也难怪在那一代文艺青年的心中,罗大佑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。不论是写批判,还是写柔情,在作词的格局、技巧上,都让其他人连尘都望不见。记得在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里,高晓松写了一句歌词是:“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,从那时候起,就没人能擦去。”

后来高说:“那些字,就是罗大佑的歌词。”

5

然而时代总是匆忙的。

被推崇、被景仰者如罗大佑,也躲不开时间的冲刷。随着岁月更迭,一代人来,一代人去。那些激荡过的胸怀,烟火渐次熄灭,那些曾经呐喊的年轻人,也一个接一个步入中年。罗大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过去时代的标签。

曾经,他的《爱人同志》狂卖53万张。之后专辑的销量,一张张走低。为了不让唱片公司承担损失,他自费出版了《美丽岛》。那时,李宗盛开始半隐居做起吉他,华语乐坛已经是周杰伦的天下,李宇春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蓄势待发,毛不易才不过刚刚10岁。曾经属于罗大佑的那个时代,早已悄然落幕。

2017年,时隔13年后,罗大佑才出版自己的新专辑《家III》。整张专辑充满了温情,再也没有批判,再也没有愤怒,开始关照日常生活的细腻。许多人听罢都深感诧异:

这还是罗大佑吗?

连当初赶去上海听演唱会的许知远也在《十三邀》里问:“作为一个时代的反叛者,罗大佑怎么变得像个温情的老人了?”

可实际上,早在《家》发行时,时任滚石企划经理的詹宏志就说:“《家》的风格,证明罗大佑‘抗议歌手’的身份是十足的谎言。”而自始至终,罗大佑都没有将自己定位为“抗议歌手”,没有将“愤怒”当作自己的标签。

他说:“在那个时代,那个环境里,作为一个青年人,我只是说了我自己想说的话。”

时过境迁,人生漫漫。

出《家III》,日渐老去的罗大佑也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里,说着自己最想说的话。

早些年,罗大佑与张艾嘉相恋,结果发现相处是另一回事,两人匆匆分手。后来,他在丧父之时与李烈结婚,结婚后发现两人并不属于一个世界。从那之后,罗大佑心如死灰,甚至在《鲁豫有约》里发誓说,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。哪料到人生如戏,最后还是遇到了心爱的人,年过半百,还有了一个女儿。从此,罗大佑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家庭,内心开始变得温润。

许知远为此感到些许神伤时,罗大佑却十分清醒地问:“现在这个时代,还需要我这样一位愤怒的老人家吗?”

许说:“可滚石的贾格尔,老了还那样。”

罗笑道:“对对,但我是罗大佑啊。”

罗大佑心知肚明,一个人是不能抓住所有时代的,一个人也无法占领每个时代的荣光,他所能思索和表达的一切,已经停留在往昔。罗大佑并不迷醉于去做一个反叛的引领者,他只是尽可能多地去表达自己。

就像他在随笔《昨日遗书》中写的,人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阶段,人在往前走,风景也在往前。当年的他,见过一个紧张时代的汹涌,有过发声的选择,在一个松松垮垮的新时代里,他也有权退回内心,去感受生活温情。

他并没有刻意保持姿态。只是恰好,在那个年代,他说出了许多人想说的话,看清了许多人看不清的东西,做到了许多人做不到的事情。

早年接受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采访时,记者问他:“你害不害怕被人遗忘?”

罗大佑笃定地说:“不怕,我是以创作为主的。只要我死之后,我的歌还能流传下去,我的歌还在,记不记得我,都没有关系。”

幸运的是,他早就做到了。

他在音符中留下的情感,注定会像高晓松那首歌里吟唱的:一旦刻在了时间的墙上——

就再也没有人能擦去。

本文来自:叉烧往事(ID:chashaows),作者:宅少,头图来自视觉中国

*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虎嗅网立场
本文由 叉烧往事© 授权 虎嗅网 发表,并经虎嗅网编辑。转载此文请于文首标明作者姓名,保持文章完整性(包括虎嗅注及其余作者身份信息),并请附上出处(虎嗅网)及本页链接。原文链接:https://www.huxiu.com/article/28762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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